活權活地活“三農”（改革調研行）
李春風是上海鬆江區腰涇村村民。幾年前，他從外企辭職，回村流轉了200多畝土地，還發展起生豬養殖，成立了種養結合的家庭農場。在腰涇村，17戶這樣的家庭農場，管理著全村1915畝地。說起今日的生活，李春風由衷感嘆，“現在種地比打工賺錢多了。”
李春風的成功源自於土地經營權的放活。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在穩步推進中，土地承包確權頒証，為“長久不變”打下基礎﹔承包地“三權分置”，擴大了土地的權能﹔允許承包經營權抵押，喚醒農村“沉睡的資本”。作為新的制度安排中的新亮點，放活土地經營權，為我國“三農”事業新發展增添新動力，帶來新活力。
土地變“活”，進一步釋放農村生產力
家在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大定橋村的何曉英，如今成了村裡的創業明星。可當初回鄉時，她也曾遭遇兩難。
“作為農民，咱蕞擅長的還是種地。”當地產的草莓汁多肉嫩，在成都等周邊大城市很有市場，何曉英發動村裡能人，流轉了上百畝土地，成立了草莓合作社。“土地‘活’了，家門口就有好的創業機會，會有越來越多的村民願意返鄉發展。”何曉英說。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建立分包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承包經營權從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分離，實現“一權變兩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头部次分離。這次改革充分調動了農民勞動積極性和生產經營自主性，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但是，農地資源優化配置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隨著大量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變動，農業規模化經營要求土地流轉，改變“人均一畝三分地”的土地細碎化現象。可很多農民擔心承包經營權流轉出去，就要不回來了，寧撂荒不流轉。經營權從土地承包經營權二次分離，讓土地變“活”，是對農村經營主體變化、農地流轉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適應性調整，有利於農村生產力解放。
基層不斷探索。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離探索已在各地展開。重慶、江西、浙江、安徽、四川等地通過出台文件，鼓勵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穩定承包權、搞活經營權，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頂層設計發力。從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完善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依法推進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構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體系，制度框架不斷明晰。
截至2015年底，全國2.3億戶承包土地農戶中約有6600萬戶或多或少流轉了土地，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4.43億畝，佔比達33.3%。農業專家認為，推動土地流轉進一步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為農業規模化、集約化高效經營提供廣闊空間，同時還可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推進城鎮化進程。
在黑龍江省方正縣，隨著土地經營權確權工作不斷推進，農民的土地有了新的“身份証”。八名村村民陳先發說，過去在外打工，總覺得把地流轉出去不踏實。如今，一証在手，心裡有底。他以自家12畝土地入股合作社，合同簽到了2027年。
截至今年3月底，全國2434個縣、2.6萬個鄉鎮、43.8萬個村開展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証工作，真正讓農民吃上放心投入、放心流轉的“定心丸”。
目前，各地正加緊構建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土地經營權市場交易體系。村有服務站點、鄉鎮有流轉中心、縣市有交易市場的流轉服務體系初步形成，縣（市）級以上土地流轉交易市場達到1324個，鄉鎮土地流轉服務中心達到17268個。
“誰來種地”？近幾年，關注農業的人對於這樣的追問恐怕都不陌生。
的確，一家一戶的家庭生產經營發展到今天，面臨成本和價格的雙重擠壓，要提升農業的競爭力，經營方式亟須轉變。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今天，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誰來種地”“怎麼種地”的問題越來越凸顯，也亟須新的經營主體彌補家庭經營的局限。
在重慶市巫溪縣花台鄉，12戶農民成立了龍泉溢種植專業合作社，流轉200多畝土地。“以前總埋怨大山，山路崎嶇，其實我們是守著‘寶貝’過苦日子。”合作社負責人姚維元說，合作社發展了5畝草莓，60畝果桑，40畝脆李，還配套了採摘、餐飲、住宿等一條龍服務。不僅這12戶村民走上了致富路，也吸引其他村民參與。
山東省濱州市濱城區三河湖鎮大營胡村的胡付華，以高出市場價10%的價位，賣掉了自家的小麥。這得益於他加入了當地龍頭企業中裕食品有限公司“龍頭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產業鏈條。
家庭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伴隨著放活土地經營權，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讓“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的雙層經營逐步向“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多元經營”轉變。立體式復合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提高了農業生產經營的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程度，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注入了更加持久的活力。
據統計，目前我國家庭農場已達到87.8萬家﹔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達到150多萬家，入社農戶突破1億戶，佔農戶總數41.9%﹔各類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35.4萬個，其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12.6萬家。
眾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解決了“誰來種地”的難題﹔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則讓“怎麼種好地”有了答案。
今年春管期間，河南省安陽市的農田上空，植保無人機低空盤旋。農飛客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孔建強介紹，專業的社會化服務組織就是要做好那些一家一戶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
小麥跨區機收、農機合作社代耕土地、病虫害統防統治……擁有高效、便利、低成本等優勢，如今，各類公益性和經營性服務組織蓬勃發展。在發展現代農業的征程上，“多元化經營主體+全程社會化服務”的農業經營方式，大大提高了農業投入品的利用率和土地的產出率，成為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的有效“武器”。
吉林省延邊州龍井市東盛涌鎮龍山專業農場場主王立臣看著自己承包的連片耕地，打心底裡開心。幾年前，他曾為擴大經營規模缺少資金犯愁，“想貸款，土地不可以抵押，也沒人給做擔保，貸不成。”當龍井市推出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后，王立臣的融資路一下暢通了。“我貸100萬元，一年的利息扣除政府60%的貼息，不過2萬多元。”
土地，曾經只是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要素資源。如何讓農民世代固守的土地資源變成活的“資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隨后，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和規章制度，穩步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實施。
要素變資本，不僅撬動了更多資源投入，也激活了農民增收的動力。2014年至今，從60公頃到80公頃、110公頃，隨著流轉來的土地不斷增加，王立臣的經營規模三年實現了“三級跳”。2015年農場實現產值340萬元，實現淨利潤110萬元。
放活土地經營權，農民把“沉睡”的土地資源流轉給大戶進行規模種植，獲得流轉收入﹔同時也把自己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進行務工，再次獲得收益。
今年53歲的張士紅，是北京市大興區魏善庄鎮半壁店村土生土長的農民，從前全家靠種玉米、蔬菜等為生，每天平均勞作13個小時，可一年下來，基本沒盈余。如今土地流轉了，每畝地每年租金2500元，一年下來，不用干活也能純收入2.5萬元。“我到月季園打工，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工資2000多，家裡每年收入近5萬元”。
在一些地方，村民們已不滿足於土地確權、流轉的收益，還開始探索其他方式，參與到土地增值的鏈條之中。
土地入股，產業增值促增收。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區孤堰興農農業專業合作社入股農戶朱慶余有筆明白賬。“比如不少合作社還從事糧食倉儲、烘干、加工等，所得收入遠高於基本地租。”通過土地入股，他每年每畝地的純利潤比之前多了600多元。
土地托管，成本降低促增收。作為江西省有名的種糧大戶，南昌市安義縣鼎湖鎮的凌繼河拓展“土地托管”業務范圍，為周邊農戶提供農資購買、農機使用以及糧食回購等服務。按照這種模式，平均一畝能增收100多元。
《 人民日報 》（ 2016年08月03日 09 版）(責編：王政淇、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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